开国少将陈锐霆回忆参加国民军（上）1928年暑假期间，我与同学张心源、鳌山卫镇青年何文煦等人，多次商量，相邀一同离家参军。他们问到哪里去，我告诉他们说，在济南曾亲眼看到来自南方参加北伐的国民军，队伍整齐，纪律严明，“五·三”惨案时打仗勇敢，对老百姓的态度也很好，比北方军阀的队伍好多了，参军就应该到南方去。他们都同意我的看法，决定先到上海去寻找机会。由于我是独子，家人反对外出参军，就半夜悄悄溜出家门，毅然踏上了投笔从戎的漫漫长路。
我们三人从青岛坐轮船到了上海。那时，上海十里洋场，到处有地痞流氓，敲诈勒索的事随处可见。我们穿着土气，加之又听不懂上海话，一下轮船就被人力车夫硬拉着上了他的车，说是帮我们找个房价低的旅店。车夫拉着我们转来转去，最后还是回到离下船码头不远的一个小客栈，原先说好三个人共一块大洋，下车时，车夫硬是诈去我们每人一块大洋，并且小客栈的价钱也不低。
住下后，我们便去找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的一个同乡，想让他带我们去招兵的地方。他是我们在上海的唯一熟人，没想到他外出了，只好自己去找。由于不得要领，我们到处碰壁，感到报国有志，参军无门。一个星期下来，我们身上带的钱也快花光了。见没有什么结果，同行的何文煦表示先回青岛再说，我和张心源则认为，既然出来了，就一定要有个结果，去不了南方就去北方。
我突然想起，戴宪斌在国民军第三集团军第三师当副官长，北伐完成后在河北保定驻防。于是，我带着张心源去找戴宪斌。那年月，当兵也要找门路，没有关系什么也办不成。
打定主意后，我俩就买了去天津的通舱船票，通舱卫生很差，鸡鸭相伴，臭味熏人，好不容易熬到天津，后又转道去保定，终于找到了戴宪斌，表达了想当兵参军的愿望。戴宪斌劝我说，你是家里的独子，还是别当兵了，回去当小学教员吧。我说，既然出来了，就一定要当兵。戴宪斌见我态度坚决，便答应托人帮忙。
在等候消息的日子里，我们一次上街游逛时，见一支富有朝气的队伍唱着军歌从身边走过，队列整齐划一，很是羡慕。一打听，才知道是河北军事学校教导大队的学兵。教导大队承担着保障军校学员演习的任务，学兵大部分是高小学生，小部分是初中学生。教导大队带有学校预科性质，初中学兵也可以报考军校学员队。我感到，这正是我们俩当兵实现理想的好地方，就去找戴宪斌，说我们想去教导大队当兵。后经戴宪斌帮忙，我和张心源很快就到教导大队当了学兵。
教导大队学兵的训练非常正规，从单个队列动作到全队的制式教练，从徒手到持枪，以及日常生活管理和个人内务卫生等，都有严格的规定。这些内容，都是军人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。只是班长的管教方式，有时失之粗野，甚至还存在打人、罚跪等军阀作风。
参军一个星期了，我还没有掌握好打绑腿的要领，不是绑得紧紧的，就是扎得松松垮垮的。一天早晨跑步，我没跑几圈就晕倒在地，随队医生说这是绑腿过紧、腿部血脉流通不畅造成的，只要松开绑腿就好了。
班长焦子武在收操后，集合全班人员训话，说我出了班里的洋相，要给我处分。幸好队长路过听到了，便走上前来说：“处分陈锐霆干吗呢？他当兵才一个星期，绑腿打不好，首先是你这个班长没有教好。要处分首先要处分你这个班长嘛！”班长见队长这么说，也就不了了之了。
教导大队学兵们吃的是发霉的糙米，有时甚至是陈年的仓米，不仅一点口感也没有，还经常吃出老鼠屎。菜也是缺油少盐，今天白菜土豆，明天土豆白菜，很少吃荤菜，更谈不上什么花样调剂。每天操课完毕浑身是汗，也只能用冷水冲洗。教导大队生活很苦，好在时间不长，三个月就结束了。
1928年11月，我考入国民军河北军事学校第二期炮兵中队。在这之前，河北军事学校由保定迁到了北平德胜门外黄寺大楼（今解放军总部干休所附近）。从此，我就与炮兵结下了不解之缘，直至1988年5月离职休养，干了一辈子的炮兵，前后60年。
我考入的河北军事学校，是时任国民军第三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商震将军创办起来的，倾注了他多年的心血。商震将军，祖籍浙江，1888年9月出生于直隶省（今河北省）大城县。17岁加入同盟会，秘密从事推翻清朝的活动。初年，投身军旅，先参加军阀混战，后响应北伐战争，因屡建战功而不断得到提拔。1928年6月，国民军北伐攻克北平、天津后，任河北省政府主席，同时兼平津卫戍总司令。为了培植军政人才，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，他在保定办起了这所学校。
早年，商震与蒋介石同为同盟会会员，相互之间比较熟悉。因此，商震办校得到了蒋介石的大力支持。当时，蒋介石担任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兼中央军事学校校长。他派来了从教育长到教官、从大（中）队长到行政管理人员的一套办校骨干。
从实际情况看，派来的这些人多是有真才实学的，比较称职。比如，教育长方诚钺，他来之前是由黄埔军校改称的中央军事学校的副教育长，不仅教学内行，管理严格，还亲自主持操课，参加学员的紧急集合，起表率作用。再比如，部主任储造时，队长李书箴、傅迪、蒋桂楷、杨兆民、刘倚衡等，他们大都是日本十官学校毕业的学生、教官，都是有一定造诣的专门人才，对河北军政学校的教学和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学校开设的课程，主要有战术学、兵器学、筑城学、地形学，后来又增加了通信学、后勤学。学校的人员组成、学科设置、课程计划等，都是按照黄埔军校的模式编成的，规章制度比较健全，管理也很有秩序，学校办得很有生机。在操场搞制式教练时，学员要逐人逐课过关，要求严格，很多人不适应。我由于在教导大队学过，到学校后多是复习，因而感到轻松一些，主要是练习臂力，就是把山炮拆开，上举火炮零部件。
第二年春天，我们第二期的全校新生集体加入中国。这是的“硬性”规定，当军官必须先入党，目的就是要从上控制军队。不过，学员在举行集体入党仪式后，从没有过组织生活和参与其他活动。
学习期间，我还参加了北平孙中山奉安大典，与同学们一起担任护灵警卫。这次举世瞩目的“总理奉安”大典，定于5月下旬进行，由河北省政府主席兼平津卫戍总司令商震担任北平移灵总指挥。由于商震兼任河北军事学校校长，所以我们这些河北军事学校的学员，也自然参与了这一重大活动，送孙总理灵榇南下南京中山陵安葬。
孙中山奉安大典在6月1日进行时，时局就起变化。蒋桂战争尚未平息，冯玉祥又在河南发动了反蒋战争。不久，阎锡山用计软禁了冯玉祥，同时对接近蒋介石的商震也起了怀疑，改任商震为山西省政府主席。
10月，河北军事学校随商震迁往太原首义门外大营盘，与阎锡山的军官教导团合并，由团长杨澄源统一管理。这样，我们又在太原学习了半年多，就毕业了。
1930年7月，我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军炮兵第二十八团补充队任副队长。由于我的军事技能优等，因而被授予中尉军衔，高出别的同学一级。接着，我奉命到晋中太原、榆次一带招兵，跑了几个月，也没招到几个人，补充队没有成立起来。阎冯大战后，补充队撤销了，我又回到军官教导团。
这时的军官教导团，在太原声名狼藉，有抽大烟的，有聚众的，更有上街狎妓的，弄得军营乌烟瘴气。阎锡山打了败仗后，教导团的士气更加低落。我思想苦闷，心灰意冷，真真切切地感到，在军官教导团不仅不能实现投笔从戎的抱负，还会在沉沦中迷失方向，毁灭自己，必须另找出路，尽快离开这个地方。
1931年年初，阎锡山失败后，他的晋绥军被编为四个军，商震任第三十二军军长。在顺德府（今河北省邢台市）组建军部。商上任之始，就公告流散于各地的河北军事学校学生：“现在第三十二军正在扩编，校长商震急盼同学们归来。”不到一个月，就有原河北军事学校毕业生大批人前来报到。我是随太原一部分同学同商震一起来到邢台的，并被任命为军部特务团炮兵大队上尉区队长。
军特务团的营连排干部，多由原河北军事学校的毕业生担任，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、原河北军事学校学员队大队长孙定超任团长。特务团下辖炮兵大队、骑兵大队、工兵大队、通信大队。四个大队实际上就是四个营。
确定各级干部后，孙团长指令新任的连排长到河北、河南、安徽等地招募新兵，补充特务团的兵员，我被派到郑州等地招兵。由于连年灾荒，百姓没粮吃饭，有些人就自愿当兵，我一个月就招募到了百十个人米乐M6体育，返回邢台。
不久，九一八事变爆发，全国掀起了抗日怒潮。第三十二军部队驻地虽然不是大都市，但也同样爆发了军民抗日活动。三十二军官兵积极参加当地的大会，使招募的新兵受到一次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。
在新兵训练没有炮的情况下，就按步兵动作训练，直到1932年5月，我们才配发了四门重迫击炮，可没有发炮弹，没有运载工具，高架重弹如何填装也没有说明。因此，我们在训练中，只能注重了解重迫击炮的特性和射击要领，没法进行操作演练。
因为我大字写得好，一天军部把我叫去写标语。第三十二军军部驻在邢台城里一个很大的院落，墙壁刚刚粉刷一新。书写的标语内容主要是倡导“三义”及鼓舞抗战士气等。我正在墙上写字时，一个少校副官走过来见我写得挺累的，就让我到他屋里喝茶休息。
在交谈中，我得知他叫王兴纲，主管军部人事工作，河北军事学校第一期毕业生，我们是学友。此后，我经常参加王兴纲利用同学会名义组织的各项活动，我还听有人说他是中员。
1933年3月，日本人侵长城东部，第三十二军奉命坚守长城冷口，炮兵大队也随主力开赴北平。在行军路过北平南苑时，因无炮弹，火炮还不能成为战斗力，只好留在南苑。身为军人空有一腔报国之志，不能上前线杀敌，我深感遗憾。我们一边徒手操练，一边修建破烂不堪的骑兵营房，整理操场，并在驻地开荒种菜养猪，改善部队伙食，养精蓄锐，等待改换装备，到前线抗日杀敌。
长城抗战失败，第三十二军撤回平津一带驻防，军部进驻北平协和医院附近的帅府园。商震痛感自己的军队除武器装备落后外，部队战斗力低下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因此，他决定在北平这个环境相对安定的地方整军经武。
一天，王兴纲告诉我商震军长此时的意图，一是向阎锡山借一个炮兵营，来加强部队战斗力；二是筹措资金购买火炮，加强装备；三是培养人才，采取开办军官教导团的形式，并招收两届高中毕业生，培养基层干部。另外，从1931年开始，国民政府在南京陆续开办了步、炮等专科学校，学期一年，商震军长也积极倡导第三十二军军官报考，并声称保留其部队的官职。先后有近70人考上这些专科学校，每期都有第三十二军的学员。王兴纲建议我最好去学习，一是增加知识，提高指挥能力；二是学习回来有所发展。他的意见我很同意。
1934年12月，我考入了位于江苏南京的炮兵学校第二期，带职学习一年。炮兵学校地处南京东郊以温泉著称的汤山附近，所以人们多称之为“汤山炮校”。蒋介石用300万银元新建了校舍和炮兵射击靶场。他还亲自兼任汤山炮校校长，原东北军炮兵司令邹作华任教育长，主持日常校务工作，教员大部分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学生或赴欧美的一些留学生。尽管在陆军炮兵学校学习时间只有一年，但我感到受益匪浅，系统学习了从炮兵理论到实际运用等各种专业知识，还认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同学，听说了红军作战的一些情况。
其中来自东北的同学告诉我：九一八事变，蒋介石安内攘外，忙于在南方“剿共”，不许张学良组织抵抗。我听了非常气愤！现在，东北丢了，承德及长城也丢了，再让日军横行霸道，中国就有灭亡的危险。在这期间，我萌发了要加入中国党的念头。
1935年7月6日，何应钦代表政府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，在天津签订了《何梅协定》。主要内容是：取消在河北平津的党部，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、中央军和宪兵等条款。这样的协定，引起了全国人民的痛恨。在这样的时局之下，我要求加入党的想法更加强烈。于是，在暑假的时候，我回到北平看望连队官兵，并到帅府园军部找王兴纲。听说王兴纲几个月前随商震军长去了天津，我又专程赶到天津，等了一天，在天津也没有见到他。
由于暑假期满，返校时间到了，我只好连夜乘车回到学校。 同年12月，我从炮兵学校毕业后返回第三十二军。这时部队已撤退到邢台，社会也很大，第三十二军是被日军赶跑的，我们全体官兵深感奇耻大辱。此时，商震调开封任河南省政府主席，王兴纲也随同到了开封。
1936年，从阎锡山处订购的新火炮陆续到来，第三十二军利用这批武器，成立炮兵团，我任炮兵团第七连连长。平时组织战士进行分解、结合、射击等训练。另外，又从内蒙古买来骡马，进行驯服，调教很费力，虽然每天训练艰苦，但是官兵情绪高涨，因为当炮兵这么多年，终于有了自己的火炮。
11月，红军进入陕甘地区，蒋介石调商震第三十二军前去“剿共”。商震不想去，回到邢台军部与高级干部商量对策。此时，王兴纲也来到邢台，我们见面，自然是无话不说，我把炮校学习情况及当炮兵连长的情况告诉了他，并在交谈中提出了加入中国党的要求，表示越早加入越好。
王兴纲高兴地回答说：“你的品德，我很了解，你在我心目中早就是发展对象了，可惜我们不在一地，相隔太远，无法实现。通过考察，我认为你符合入党条件，我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。”
6月底，我三祖父病重，打电报让我回去。我走出家门十年了，随部队四处辗转，一直没能同家看看，心中十分挂念家中老人。三祖父为我幼时读书学习提供了许多帮助，为我后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。如今，他老人家病重卧床，我应该回去看看。可请假回家没几天，七七事变爆发，部队让我火速归队。军令如山倒，接到电报当天，我就告别家人起程了。北平已经被日军控制，道路不通，我只好从济南转到河北邢台。
1937年7月7日，日本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，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。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。中华全民族抗日战争由此拉开序幕。
8日，中央发出《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》，呼吁：“全中国同胞，政府与军队，团结起来，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，抵抗日寇的侵掠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！”
同时，、朱德、彭德怀等中国工农红军，致电蒋介石，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，表示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力，与日军周旋，以达到保土卫国的目的。
在中国党和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和推动下，蒋介石终于在7月17日发表谈话，称：“如果战端一开，那就是地无分南北，年无分老幼，无论何人，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。”8月20日，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对全队进行了编组，划分五个战区，河北及山东北部为第一战区，程潜任司令长官。商震仍任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兼三十二军军长，还辖独立四十六旅，骑兵第十军，统归第一战区程潜节制。
8月巾旬开始，第三十二军部队分别从邯郸、邢台出发，开赴冀中抗日前线日，华北军事重镇保定被日军攻占。至月底，正（定）太（原）线与（北）平汉（口）线的交叉要点正定县，完全袒露在日军面前，与日军背水一战势不可免。因此，商震将第三十二军主力投入正定之战，要求部队抢修工事，加固城墙，积极备战，严阵以待。
10月7日，日军精锐部队土肥原师团对正定发起了疯狂进攻。尽管第三十二军守城将士奋勇拼杀，前仆后继，但还是没能挡住日军的凌厉攻势。最后，终因守军的装备、兵力都处于劣势，致正定沦于日军之手，2000余人为国壮烈捐躯。
第一四一师七二三团团长牺牲，两个营长负重伤。其中，伤者王启明是地下党员。13名连长中有12人以身殉国，可见战斗之惨烈。
10月10日，第三十二军部队沿平汉路向南撤退。我连在冀中深县奉命到元氏县配属第一三九师抵抗日军进攻，以掩护大部队南撤。我受领任务后，组织连队连夜急行军，赶到了元氏县城西南附近，就听到枪炮声，知道前方部队已与日军接触，便立即派人与团部指挥所联系，受领作战任务。
因战况变化激烈，我派出两批人都没有联系上。敌人在飞机、坦克、大炮的掩护下进攻，我军奋起抵抗。因伤亡惨重，部队陆续向南撤退。见连队处境越来越危险，在与友邻部队联系无望、与上级联络中断的情况下，我当即决定带领连队经赞皇县向南转移。
为防止敌人空袭，我们将火炮分散前进，行军到邢台以西，听说瓷县（现左权县）铁路附近发现日军便衣侦察部队，便越过太行山到辽县，再转长治、焦作，到达安阳归建。经过20多天的翻山越岭，克服重重困难，终于将连队完整、装备完好地带回炮兵团。
军部、团部原以为我连在元氏战斗已被损失、打散，见到我们人员、装备完好归队，大家都非常高兴。部队继续南撤郑州西南各县进行整训。元氏战斗，第一三九师有700余名官兵阵亡，营长董哲（地下党员）、李荫清壮烈牺牲。这两个人都是我河北军校的同学。